书名：数字时代的文化作者：【澳】约翰·哈特利著李士林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作者简介：约翰·哈特利（JohnHartley），1948年生，澳大利亚科学研究委员会成员，主管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昆士兰大学教授，该大学创意产业系主任；北京大学、马省理工学院、纽约大学的访问学者。在新闻、文化与媒介领域成就甚巨，著述颇丰，并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主要作品包括：与约翰·费斯克合著的畅销书《阅读电视》（Reading Television，1978)，《文化研究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ultural study，2003)，《创意产业读本》（Creative Industries，2005)等。内容简介：当今学术界对线上交流、用户创建内容以及共享媒体等内容依然采取忽视的态度，甚至禁止在媒体以及学校中传播和教授，但数字文化的潜能是应该被重视的。本书在理查德·霍加特的先锋性作品《读写能力的用途》发表五十年之后重塑了对流行文化的理论回应，作者把霍加特的研究拓展到数字媒体范畴。作者对历史和全球环境，商业和文化等方面的机制进行重新评估，并通过分析各种领域对数字文化的运用来分析潜在的流行生产力，其领域包括创意产业、数字故事、YouTube、新闻以及mediated fasion等。本书鼓励大众参与知识变革，并讲述了当今的青年流行因素如何变成明天的科学方法。一个从娱乐中获得教育以及从流行文化中学习知识的时代已经到来。书摘正文 人人皆记者联合国的人权宣言将新闻作为一种人权，令人鼓舞。但这更多的是对行动的呼吁而非对事实的描述。新闻即人权，代表的是一种理想的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形式。这种理想如果要有任何实际意义，就必须加以捍卫、弘扬并付诸实践。如原住民律师米克· 多德森（Mick Dodson，1994）在提到土著民族自决权利的时候说：“在现实政治的世界里，某项权利的存在本身，甚至法律的认可都不足以保证该项权利得以实现。”自1644 年密尔顿出版《论出版自由》（Milton，Aeropagitica）以来，新闻领域很多最具进步意义的重要创举，都是由坚信新闻即人权的人们通过实践来实现的。他们未经许可，就开始出版期刊。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的历史就是在以话语和实践的方式行使这项权利的过程中积累的成果。但有许多力量或者权力在限制《世界人权宣言》的实现。这些力量包括当代新闻。从这个角度看，当代新闻业是实现新闻理想的绊脚石。 新闻学的专业实践有其历史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却不能因此用它来定义新闻学。因为如果人人都是记者，那么新闻理论就不能建立在新闻的专业生产、产业组织（包括所有权和控制）和文本形式（从新闻到公关）上，甚至不能建立在新闻的接受上，因为这些都不是最核心的。这些方面都存在着相关性，但他们不是民主社会中新闻的生产力所在。别的不说，新闻的职业化本身就是一种限制性的做法，旨在造成工作人员短缺，因而有利于已经入行的那一部分人。媒介产业化使得能对整个社会发声的人仅限于负担得起“大众”媒体入场券的一小部分人。作为一个沉淀了几个世纪的规矩与实践的文本系统，新闻学已经带上了一些普遍性的特征，强力地将许多表达形式排除在新闻学的范畴之外。媒介的监管对新闻学进行了矫正和保护，但也限制了新闻学的发展，如禁止不当言论和淫秽内容，或者保护特殊人群和少数族裔免受某些观点的影响。如果法律认为有些观点过于丑陋，可以禁止其在新闻里出现。表达观点或获取信息的权利往往被权力所制约。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权利对不同性别、阶级、种族和年龄群体等并非一视同仁。“民主均等的逻辑”（logic of democratic equivalence）可能会鼓舞以各种社会运动的形式起来抗争，使这项权利惠及妇女、工人、有色人种、儿童及其他人，但事实上普遍人权从来没有实现过。即使小小的进步也需要抗争，需要有人领导。不少企业家因为扩大了媒介传播的范围、效率和生产力而成就了事业，创造了财富，有些则行使了政治和文化权力。这些成就——有些甚至大到建立了媒体帝国——不应该被排除在新闻学理论之外，但也绝不能成为新闻学的根基。另外一种观点正在日益盛行，看看现在个人新闻（博客）和搜索引擎新闻（谷歌新闻）的兴起，受商业左右的新闻学模式可能已经到了被取而代之的时候。全民书写运动观点和信息只有在公众中散发才能成为新闻。而观点和信息的“传递”需要媒介技术和识字的阅读大众，这就是为何新闻是一个现代现象，在前现代社会中闻所未闻。在历史上，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恰恰相反，获取新闻的渠道，甚至识字能力都不是普及的。而现代大众媒介，无论是纸媒还是广播，都能非常有效率地将民众聚集于纸张和屏幕，开展“阅读”活动。这样，在旧的民主社会中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接触过新闻。当然，在新闻学实践的普及度上，大众媒介就没那么成功了。现代性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是一个“只读不写”的，而不是“读写并用”的时代。仅仅考量这个问题就足以显示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性仍然是一个未竟的事业，仍然需要努力将新闻学的实践普及至“每个人”。然而，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哪怕是想象，那么我们所惯常理解的新闻学就会截然不同。因而新闻学研究必须回顾历史，研究“每个人”是如何——或者没有——被带入信息和观点的公共域的，考量“每个人”必须排定座次才能行使传播权利的文化。新闻学研究必须探究民主社会和民主化社会中公共信息和观点的用途。阅读大众（reading public） 或者“ 文人共和国” 是新闻学早期的伟大创举之一，跨越了处于现代化的18 世纪中的以约翰逊（Johnson）、埃迪逊（Addison）和汤姆· 佩恩（Tom Paine）为代表的几个时代。（Hartley，1996，2004b）在走向工业化的19 世纪，阅读普及至更加广泛的大众。在这样的语境下，以理查德· 霍加特1957 年出版《读写能力的用途》为标志，文化研究应运而生。该书的研究对象，正是阅读大众。而此时，阅读群体已经普及化，而信息媒介也已经普及成了大众娱乐。自此，文化研究把视线聚焦于媒介生产成为沟通和文化的那一刻：即在庸常生活的种种情境中，媒介为人使用的时刻。多媒体阅读大众是通往“读写并用”道路的中继站（Rettberg，2008），这一观点到了该被正名的时候了。简而言之，考虑“书写大众”的时机已经成熟。新闻学关注民主进程，事实报道和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文化研究关注权力、生活体验或庸常生活语境中批判性的行动主义。二者的结合将有可能实现新闻学研究的再造，从而更好地研究“书写大众”这一课题。全球化与编修型社会一个尚待解答的疑问是，没有阅读大众在一旁俯身倾听，实现“传递”信息的权利可能就无从谈起，因为在某些表达形式中，更多人倾向于书写而不是阅读。如果人人都在诉说，那么什么人在倾听，又用什么在倾听呢？这一疑问可以在另外一个问题中找到答案。这就是创造性编辑或“编修”（redaction）：一种正在迅速定义我们这个时代艺术形式的新闻学实践。在我的理论中，当代社会就是一个“编修型”社会。例如，媒介的编辑实践可能显示出对文化以及文化中不同群体的某些预设，从而可以推断出意义从何而来，解释从商业领袖、名人到外国人和土著青年等不同身份的人为何待遇迥异。从这些研究中推而广之，在“编修型社会”中（redactional society），编辑实践（editorial practice）决定人们观念中的真假，从而决定该推行哪些措施，持什么信念，当代社会中以何为美（比如，有创意，艺术味儿，性感，深色皮肤，好玩，酷，新颖或者另类）以及欲望如何因此排定座次。这种情形源于20 世纪晚期经济和技术因素的融合，即媒介和娱乐内容的全球化和互动传播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发端。编辑实践必须将丰裕而又繁杂得令人发怵的各种内容条分缕析，打包交给用户，包括个人、企业，甚至是国家。这涉及一个更大层面的判断，即在意义的“价值链”上正在发生长期性的变化。被社会所接纳的意义的来源——因而也是正当性的来源——正在慢慢从作者（中世纪），经过文本（现代世界），转移到了消费者（现在）身上。在中世纪，上帝是意义的来源，是终极权威。在现代，意义被溯源至实证物品或者文件，至可供观察的证据。但现在，意义由大众读者群或者观众产生，并经票选（plebiscite）决定。（Hartley，2008a）在当代社会，价值观、真理和意义已经碎片化。在构成一个国家或市场的独立自主的公民和消费者中，观念各有不同。没有明确或约定俗成的机制（权威）来决定什么应该占上风，只能用数字说话。因而，设计周全的各种机制出现了，将意义的各种千姿百态的来源规模化，并扩散至公共的媒介化的生活的许多领域。这些机制包括编修和票选。编修是编辑的一种艺术形式，是将现有的材料聚拢，创造新的形式。新闻学已经从新闻采集转变成编修了：新闻记者的一项主要工作是筛选现有数据，为读者找出其间意义，而不是生成新的信息。这一过程在谷歌新闻中显而易见。谷歌将成千上万个新闻网站编辑成一个网站，将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通过算法（不是通过记者，而是一种自动化的票选机制）按照互联网上引用的次数和时效性（新闻价值）进行排名。数字内容消费的全球化也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个“人人皆记者”或可以成为记者的社会。他们不仅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博客、网站、短信等读写媒介形式表达看法/ 传递信息，他们的观点也可以被采集和加工成集体的形式，从天空新闻（Sky News）中的每日一问到BBC 等媒体公司组织的“最佳……”选拔类节目。同时，新闻学开疆拓土，几乎已经面目全非，难觅新闻的影子了。新闻学不再局限于调查政治弊病，政府及企业决策，或者体育和娱乐领域的成就，非新闻的发展迅速超越了作为母体的新闻产业。企业传播、公关和市场营销已经成为新闻记者的惯常工作，而且被当作新闻来运作。时装、旅游、名人、美容和生活方式等类型的电视节目，成了有抱负的新闻人最艳羡的工作，也是最受喜爱的大众文化形式。杂志比报纸更有活力，而报纸也开始向杂志靠拢，至少周末版是这样。专门领域的信息交流，曾经是杂志的传统领地，现在已经转移到网络上。无论什么专门领域（比如系谱学）都有海量的信息，从而催生出很多新的导航类网站和杂志。简而言之，一个人人都是记者的社会已经可以想象，无论人们的实践是直接的，还是通过某种票选或者编修形式的代表而被取样或混搭（mashed-up）。这个领域是新闻学理论需要研究的。问题接踵而至，全都有益于进一步的研究而且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尤其对于那些已经对新闻学产生职业兴趣的人：1. 如何行使书写的权利？这关涉新媒介中的诸多读写能力问题，而且不仅是专门技能，还是一系列创造性能力的问题。这些问题超越了自我表达，上升到传播、客观描述和论述，从而把读写能力从“只读不写”扩展为“读写并用”。2. 如何组织和编辑数以亿计的书写页面？这不仅仅涉及技术层面的问题，如扩展性、数据挖掘和存档，还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如何为既生产又消费的媒介饱和的人群编辑页面？在“注意力经济”时代，这些编修方面的问题亟待解答。（Lanham，2006）3. 如何将实施和观点回过来“呈现”给社会？这涉及观点如何被放大的问题，从而也是票选的问题。4. 如何说真话，如何判断说的是真话？这涉及传播伦理的问题。5. 如何将一个阶层化社会中的“顶层”和“底层”聚拢起来？在言说重于理解（众生喧哗重于权威智慧）的语境里，需要研究读者的实践。6. 如何鉴定品质？在一个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金子在哪儿，怎么冒出来？这提出了新闻作为文本体验对读者的吸引力和可传播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曾经称作“文学性”的东西。好的新闻有什么品质，如何才能推而广之？如果人人都是记者，那么每个人都不仅仅有表达的权利，而且有传递信息和自己观点的权利，即使这些观点被他人视为有害的、“丑陋的”，或者是执迷不悟的。（Hargreaves，1999）所谓的“用户引导的创新”将重塑新闻学，使其更加接近于自己的远大理想，成为人人可享有的权利。新闻学将会被重塑，但如果从现在新闻学院和新闻学研究的所作所为来看，最晚意识到这一点的可能正是职业新闻人。